你可能会以为，这样一个人应该会不顾一切去保护弥赛亚，但是耶稣并不是犹大想象的那个会用武力来拯救以色列的救主。极端分子是一个非常危险的角色。耶稣宣讲的是和平、非暴力的教导，比如“有人打你的右脸，也要把左脸转过来给他”。这些教导会让犹大十分困扰。

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注意到，这个世界的文化是一种死亡的文化，而死亡的文化会把死亡作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手段。犹太人认为，以色列独立的解决办法是让罗马灭亡。犹大摆脱困扰的办法是让耶稣去死；他摆脱良心折磨的办法是杀死自己。

然而，天国绝不是一种死亡的文化。这个世界信仰的是你死我活的文化，但天国的福音却告诉我们：“一粒种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就结不出许多子粒来。”换言之，做一个基督徒，就是要真正相信“我死你活”。这个向死而生的原则是如此强大，即使不是基督徒，若只得皮毛，也同样能产生惊人的果效。

甘地在英国求学时，就对耶稣很着迷。耶稣的教导——“多走一里路”、“打右脸给左脸”、非暴力不合作——这些教导与世人所信奉的以牙还牙格格不入，却奇妙地吸引着他，让他跃跃欲试。

在理查德·阿滕伯勒（Richard Attenborough）的电影《甘地》里，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在南非，甘地与长老会宣教士查尔斯·安德鲁斯（Charles Andrews）边走边谈，这时前面有一群小混混堵住了路。安德鲁斯牧师看着面前那一群怒气冲冲的暴徒，转身就想跑，但是甘地却阻止了他。“新约不是说，如果仇敌打你的右脸，你要把左脸也给他吗？”

安德鲁斯牧师支支吾吾地说：“这不过是一种象征性的意义罢了。”

“不，我不这样认为，”甘地回答道，“我认为耶稣的意思是，你要勇敢，你要敢于被打，甚至被打好几次。通过这样的举动告诉对方，你不会还手，也不会躲闪。你这样做，就会唤醒对方里面的人性，让他的怒气消减，让他对你的尊敬增加。我认为耶稣抓住了这一点。我也看到这种方法的确有用。”

的确，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做出了无比的成绩。就是这样一个衣衫褴褛、弱不禁风、赤手空拳的人，成功地带领着世上五分之一的人口取得独立。没有流血，没有暴力。

甘地的印度当时还是英国的殖民地，英国颁布《食盐专营法》，同时希望提高食盐价格和税收。于是甘地和他的支持者们开始了一场“食盐长征”。他们徒步240英里来到了海边晒盐。甘地的每一步不仅招来远自伦敦的关注，也吸引了沿途的许多农民。等他们到达终点时，已经有100多万农民加入了他的队伍。甘地走入一个浅浅的晒盐湖，用手掌捧起一些盐，高举过头，就好像对帝国的宣言：印度人要自制盐。一个月后，英国迫于舆论压力，废除《食盐专营法》。

为了更深刻地认识到甘地不合作运动的独特性，我们可以对比看一下美洲殖民地是如何对待英国的茶税——他们宣布开战。然而，当警察挥起警棍来驱赶甘地不合作运动的示威者时，这些示威者排起长队来迎接棍棒的袭击，印度的监狱也因此爆满。这恰恰是甘地想要看到的。他是英国的一根刺。帝国所有的“维稳”措施在甘地的非传统方法面前毫无作用。

再举个例子。当局将甘地押入法庭，威胁他如果再不停止抗议，就会对他判刑。甘地平静地告诉法官：“请你给我最长的刑期，监狱的待遇远比我在外面给自己安排的生活条件要优越得多。在监狱里，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默想、来写作。”甘地前前后后在监狱里一共待了2338天。

甘地看到，那些以基督教立国的欧洲国家，却因族类问题、教义的细微差别，发动了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这与耶稣所倡导的爱仇敌、爱邻舍、非暴力、舍己的精神截然相反。甘地的做法，比起这些基督教国家而言，更接近耶稣的精神。

耶稣所教导的打右脸给左脸，说到底，是要展示一种勇气。这种勇气相信爱胜过仇恨，真理胜过谎言，死亡会带来复活。路易斯在《返璞归真》里说过，四枢德：勇气、节制、审慎、正义，最重要的一项美德是勇气。因为没有勇气，就没有办法行出其他的美德。

朋霍费尔也说：“当基督呼召一个人，他是呼召他来死。”其实大多数时候，我们面临的根本不是什么牺牲或者殉道，而是在每一个细微的决定上让自己死一点。

犹大恰恰就是一个无法死一点的人。他无法让自己对弥赛亚的期望死一点，无法让自己对暴力革命的信念死一点，无法放下对局面的掌控。于是他选择了死亡文化的老路：让耶稣死，然后让自己死。

我们今天同样面临这道题，只是它以更小、更日常的形式出现在我们面前……

* 我是否够勇敢，愿意让自尊死一点，主动和那个误解我的人修复关系？

* 我是否够勇敢，愿意让掌控之心死一点，把今天的计划交给神？对每一个神派到我面前来的人、各种抢夺我注意力的要求，说“好，就照你的意思”？

* 我是否够勇敢，愿意让我的自义死一点，不去论断别人的各种“不正确”，而是谦卑下来，捂住嘴，竖起耳朵去倾听，倾听对方言语背后的声音？

* 我是否够勇敢，愿意让我的‘正确’死一点，哪怕我知道自己是对的，也选择闭嘴，把最后的胜利让给对方？

或许今天神对你我的邀请就是：去“死”吧！你越是经历死亡，就越能体会我复活的恩典。

困在埃及和迦南之间荒芜的旷野里，以色列人常常因为缺少饮食而陷入绝望。出埃及的路上，他们不断犯罪、彼此争斗，遭遇可怕的瘟疫、背叛领袖、祭拜当地的异神，还在和当地住民的争战中战死。他们的生活颠沛流离，没有安稳也没有和平；在旷野中漂泊，从一场苦难跌进另一场苦难——其中许多苦难就是自作孽的结果。雪上加霜的是，上帝因出埃及这一代人的悖逆和骄傲惩罚他们：除了约书亚和迦勒，其余人都不得进入应许之地。

他们满心向往应许之地，却至死都没能到达。

我的问题是：既然上帝已经将祂的子民从埃及的苦境中解救出来，为什么又要让出埃及之路充满如此多艰难险阻、重重磨难？我当然知道，在这四十年的旅途中，上帝也曾多次行神迹，把他们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但整体来看，比起在埃及的苦日子，他们的新生活几乎没有变好，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之前更糟了。

这个问题该怎么解答呢？拉比乔纳森·萨克斯（Jonathan Sacks）提醒我们：出埃及不是关于个人的故事，它关乎整个集体。上帝要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后代造就成一个国度。国家必须有律法，没有公义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共同体。而国家最终也需要一片土地，供君王治理，让百姓安居。

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就会更清楚地看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途中所经历的挣扎，与他们在埃及受逼迫的苦难并不相同。在埃及时，他们是在邪恶君王法老的统治之下受苦；而在出埃及的旅程中，他们所经历的挣扎，是一个由上帝亲自统治的民族正在被塑造的过程。这些经历塑造了这个民族，也预备他们面对未来在应许之地居住、治理时将要遇见的种种挑战。

作为一个群体，他们在苦难中反思、在挑战中成熟、在磨练中成长。

新约将基督的救赎描绘为一次更大的出埃及：主把我们从罪的奴役中领出来，带我们走向那永恒的应许之地。这条成圣之路，同样是由苦难铺就的。我们在新出埃及中经历的苦难，也属于基督建造祂教会的过程。

基督徒的生命故事，从来都不只是个人的故事。我们与历世历代的每一位圣徒同享着跨越数千年的教会历史。我们也看到，这些圣徒在罪的挣扎与苦难的打磨中，越来越有基督的样式。

作为上帝圣洁的国度中的一员，我们的故事也是许多圣徒的故事。有同领一灵却不能同工的保罗、巴拿巴，有志同道合却分道扬镳的路德、慈运理，有深受教会排挤之苦的司布真、爱德华兹；有受邪恶政权逼迫的朋霍费尔、王怡牧师……所有这些人都经历过苦难，有些苦难甚至还是来自教会内部的冲突和罪恶。

回望那个困扰我已久的问题，我如今似乎有了新的答案。上帝将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不是带他们进入一个现成的伊甸园，而是带他们进入一个关系之中。

在埃及，他们是法老的奴隶，受苦却没有盼望；在旷野，他们是上帝的儿女，苦难总指向应许。旷野的艰难，剥去了他们一切的自义与伪装，迫使他们每一天都只能依靠上帝的恩典存活。一次次的山穷水尽，一次次的绝处逢生。正是在这种极度匮乏的旷野之地，他们才真正认识那位带领他们走出埃及的神。

所以，出埃及记不仅仅是一个关于解放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塑造的故事。上帝借着旷野的道路，将那群乌合之众，塑造成了能承载应许的国民。而今天，祂也借着我们生命中那些看似走不出去的旷野，将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塑造成祂儿子的模样。

唯求神的大能托住我的软弱，不要让我与约书亚、迦勒无份。

对于一个遭受不公待遇的人来说，他所经历的苦难是邪恶的第一场胜利，对此他无能为力。但他可以阻止邪恶赢得第二场胜利。

试想，一个因信仰而被羁押在看守所、遭受非法提审、逼问甚至拷打的基督徒——邪恶确实赢得了第一场胜利。然而，如果这位基督徒拒绝以恶报恶，选择遵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二十一节以善胜恶的教导，那么邪恶的第二场胜利便无从实现。

面对逼迫、酷刑、毒打，人最本能的反应是愤怒，是渴望报复。然而作为基督徒，我们也深深地知道，如果我们顺从这种本能，我们不过是像一头受伤的野兽那样做出应激反应，而不是像一个真正在基督里得着自由的人那样做出神以为美的选择。

身为人，意味着我们必须正视自己内心的冲动——无论是饥渴，还是复仇的欲望。但同时，身为人，也意味着我们要持守神为人所设立的道。

因此，即便一个基督徒被羞辱所淹没、被恐惧所笼罩，他仍要下定决心，绝不丢弃人之为人最崇高的品质——爱你的邻舍，哪怕这邻舍正是你的仇敌。

毕竟，我们自己就是被一位爱仇敌的神所救赎的，我们还有什么理由不去爱自己的仇敌呢？

可是，这样的呼召难免让人追问：那又怎样呢？受苦的人选择了饶恕，选择了不以恶报恶，但他所承受的苦难就这样白白过去了吗？邪恶造成的创伤，难道仅仅是被忍耐了，却没有被赎回吗？

奥古斯丁给出了一个深邃的回答：善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善，一种是复杂的善。复杂的善是在邪恶的挑战中锤炼而成，是对邪恶的回应。

简单的善，是大树，是阳光，是田野与江河，是灯下夜读，是一览众山小。这些善是直接的、明澈的。我们感恩这样的善，也渴慕这样的善。然而，如果善只有这一种面貌，那么邪恶每一次得手，都将是对善不可逆转的削减——善的领土只会越来越小，直到被黑暗蚕食殆尽。

但善还有另一种面貌。复杂的善，从苦难的深处升起，在邪恶的废墟上绽放。它不是对邪恶的无视，而是对邪恶的征服。这种善贯穿在从古至今每一个受苦者的故事中——从圣经时代的先祖，到初代教会的殉道者，再到今天每一间看守所、监牢里默默祷告的基督徒。

当约瑟被亲兄弟出卖、沦为埃及的奴隶，历经冤狱与漫长的等待之后，他终于与家人重逢。面对那些曾经加害于他的哥哥们，他没有恶语相向，没有以牙还牙，反而说出了那句惊人的话：”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邪恶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却在约瑟的饶恕中输掉了第二场。这就是复杂的善。

公元二世纪的殉道者坡旅甲被押上火刑柱，官员要求他咒骂基督以换取自由，这位年迈的主教回答说：”我事奉他八十六年，他从未亏待过我，我怎能亵渎那拯救我的君王？”烈火吞噬了他的身体，邪恶却未能征服他的灵魂。坡旅甲用他的顺服，吞灭了死亡。这就是复杂的善。

在日本的传统工艺中，有一种修复瓷器的技法叫”金缮”，匠人用金漆将破碎的瓷碗重新粘合。碎裂是真实的，正如罪留下的创痕是真实的。然而，当金色的纹路沿着裂缝蜿蜒而过，呈现在眼前的不再是一堆破碎的瓦片，而是一件比原先更美的艺术品。破碎没有被掩盖，却被赎回了。这就是复杂的善。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爱仇敌？因为我们自己首先就是神的仇敌。我们恨他，他却用受苦胜过了我们；我们悖逆他，他却用恩典覆盖了我们的罪。在基督的受难中，邪恶没有得到重生，反而被炼净。

在殉道者烧焦的躯体上方，冉冉升起的不是失败的黑烟，而是馨香之气——那是爱穿越死亡之后留下的芬芳，传达着一个永恒的应许。“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启示录21:4）

而此刻，在某一间昏暗的监牢里，也有一位基督徒默默地做出同样的选择：不让邪恶赢得第二场胜利。那看不见的金漆，正沿着他生命的裂缝缓缓流淌。

可是，我们这一代人——或者让我诚实一点吧——我的动手能力太差。用擀面杖擀饺子皮，一次几十个，想想都头疼。于是，我从国内订了一台饺子皮机，海上颠簸两个月后终于出现在我面前。

饺子皮机体积不大却有二十多公斤，自带一种草根的皮实。想着大老远的运过来不容易，我索性一次到位，定了一个“旗舰商用款”。或许是为了方便维修，这类商用机器并不像家用款那样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而是结构外露、容易拆卸，十足的工业硬核风格。从两侧看过去，甚至能看到内部厚重的齿轮。可以想象，机器开动时，只要稍一低头，长发可能就成了饺子皮的原材料。这粗犷的设计，显然将效率置于用户体验之上，对我等长发族颇为‘危险’。

刚开始使用这台机器时，我严格照着网上的教程一步步来。第一步，和面。 这当然是面包机去做。第二步，压面。 压面机大展身手。美中不足的是，这一步没有自动设备，只能手工操作。第三步，成型。 面皮被压至均匀、平整后，再送入饺子皮机进行切割。

流程清晰，机器加持，俨然一个专业级别的家庭小作坊。然而，就像所有纸上谈兵的规划一样，脑子里想的事一回事，具体做起来又是一回事。比如说，压面机压出来的面，宽度与饺子皮机器的宽度不一样。而宽度不够，出来的饺子皮就不是完整的圆形，而是带着缺口的半成品，只能返工。返工次数多了，面皮反复揪扯，从光滑变得湿粘，像一块甩不掉的膏药，死死卡在滚轴之间内卷，于是不断停机，开盖，清除滚轴上的面皮，重新来过。

你可以想象我的狼狈，流水线的设置，大动干戈的排场，结果却是手忙脚乱，满头大汗。一斤饺子皮，多少辛酸泪。做了几次之后，我干脆放弃了。

时间是个好东西，几个月后，好了伤疤忘了痛。馋虫又在提醒我，好吃不过饺子。于是，一早起来用面包机和面，然后就搁了两个小时，这一次，我根本就没想起来用压面机，只是把一整团面团，直接放上饺子皮机的传送带。

没想到，之前反复出现的各种问题竟然全部消失了。饺子皮均匀地从机器里出来，没有被卷进滚筒，也没有半成品。这一个利落，这一个爽！

现在想起来，唯一的区别，是这一次面团醒了很久。

从物理角度看，醒面是让面团内部完成水和粉的结合。刚揉好的面团，其实处在一种被强行拉扯的状态，外表看似成形，里面却不稳定。让它“醒一醒”，水分通过扩散在整个面团中重新分布，淀粉颗粒进一步吸水、膨润，蛋白质—水的比例达到更稳定的平衡，面团整体质地更一致。醒过的面，很容易塑形。这样的面放进机器，一次就能成功。

有意思的是，中文里我们说“醒面团”，英文用的是 rest —— rest the dough。这个 rest，与圣经中“在神里面安息” rest in God 所使用的，正是同一个词。原来，无论是面团还是人心，都需要一段安静的休整，才能从无序变成有序，从零碎变整全。

这种安息的智慧，与我们身处的表现型个人主义时代格格不入。在这个崇尚即时表达与自我展示的氛围里，我们习惯于条件反射般地表态发声。于是逢热点必回应，有突发新闻马上开直播。可等热点过去，再回头看看，往往会发现，当初那些所谓的“洞见”，片面又不成熟，不过是临时拼凑出来的零碎想法，就像我的饺子皮半成品。

面团需要醒，可能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常识，根本不需要在菜谱上特别标出。但对于从没做过饺子皮的我来说，每一个提醒都至关重要。因为错一步，可能就是天差地别的结果。不过，就像切斯特顿（Chesterton）所说的：“任何一件值得做的事情，都值得先做错。”而我，正是因为做错了那么多次，所以当我误打误撞地找到“真经”时，反差之大让我目瞪口呆。

现在，我如果又有一种要立即发声的冲动，脑海里就会出现那缓缓落下的饺子皮——触感均匀、平滑、柔软、服帖。就是这稍微的“醒一醒”，结果大相径庭。这种可以触摸得到的差别，让我的思想能够牢牢抓住教训，所谓“吃一堑，长一智”，就是这般吧。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

恒久忍耐（Makrothymia）是一个组合词，由makro（远离）和thymos（愤怒）组成。作为一个组合词，它的表面意思是远离愤怒。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忍耐呢？这就像一个大有能力的人，完全可以对敌人进行报复、甚至摧毁他，但却选择按兵不动，耐心等候；就像大卫站在熟睡的扫罗身边，即使他明明知道，扫罗出兵的唯一目的就是要置他于死地，他却不愿动手。这就是一种Makrothymia。

凡事忍耐（hypomonē）也是一个组合词。前缀hypo，意思是"在……之下"，后面的monē，意思是忍受。一个凡事忍耐（hypomonē）的人，是一个愿意忍受极大痛苦的人。

圣经中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马利亚站在十字架下默默地看着自己的儿子受死。做父母的，最怕的应该是白发人送黑发人了。可是还是一种痛苦更不可想象，那就是看着自己清白的孩子以最屈辱的方式，被施加最残酷的刑罚而慢慢死去。圣经没有描述任何马利亚的动作或反应，只是说“站在耶稣十字架旁边的，有他母亲”。马利亚一贯沉静的性格（路 2:19），让我觉得在这天崩地裂、万念俱灰的至暗时刻，她唯一能做的，只是在忍耐（hypomonē）中承受剧痛。

在《走入中东看耶稣》里，新约圣经大师 Kenneth Bailey 通过自己在中东生活几十年的亲身经历，深度解读中东文化，梳理出许多西方学者忽略的细微之处，让读者对耶稣的故事乃至耶稣本人有更深的了解。比如他提到，在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里，拉撒路同时体现了上述两种耐心。

拉撒路这个名字的希伯来文是“神帮助我”，可是从拉撒路的处境丝毫看不出这点。他的名字与他的生活放在一起，简直就是一种极大的嘲讽。在地上的日子里，浑身生疮的他动弹不得，甚至要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讨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充饥。可是，他没有苦毒，没有抱怨，即便是日复一日地躺在财主家的门口，即便他听到里面欢声笑语、觥筹交错。他只是躺在外面默默地忍耐（hypomonē）这样的痛苦，盼着能有一点残渣剩饭。可是唯一来安慰他的，只是用舌头来帮他舔疮疗伤的狗。

等拉撒路到了亚伯拉罕的怀里，他又展现出另外一种忍耐（makrothymia）。在阴间受苦的财主认出了他，依然视他若无物。在地上耀武扬威的财主，到了阴间依然指手画脚。财主自认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就打出“种族牌”，要拉撒路像仆人一样地来服事他。任何一个有中东背景的读者读到这一段时，都会期待拉撒路义愤填膺地做出以下回应：

“你这半死不活的狗东西！我看你认得我的脸，还能叫出我的名字！在地上的时候，你在自家门外看见我，却不肯减轻我的痛苦。连你的狗都怜悯我，它们舔我的伤口，用自己的唾液来帮我减轻痛苦。可你——你这世间卑劣的渣滓——在我需要援手时你身在何处？如今竟想让我服侍你？简直荒唐！亚伯拉罕！让这狂妄的怪物在地狱里煎熬，直到他成为骷髅。他喂饱了自己的狗，却不愿施舍我一口饭食！他此刻所受的苦，尚不及他应得报应的一半！”

可是拉撒路并没有说这些话。事实上，他什么都没有说，他安然不语。这一个长期受苦的人，心里谦卑，没有怨气，没有苦毒。他安息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显出了另一种忍耐（makrothymia）。他的不回应，恰恰是“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最好写照。

十字架上，耶稣同时完美彰显了这两种忍耐。作为神子，他有能力召来十二营天使。但他宁愿不动用这权柄，这是对仇敌和罪人的忍耐（Makrothymia）；作为人子，他默默承受鞭伤、羞辱、死亡，这是对苦难的忍耐（Hypomonē）。在我们最希望看到神出手的时候，他只是沉默。这沉默不是因为他忍气吞声，而是因为他正在用超自然的大爱吞吃一切的邪恶、黑暗。

马丁·路德·金在一篇讲道中教导教会该如何与种族歧视的政府对抗：

对于我们最凶恶的敌人，我们这样宣告：你们能施加多大的苦难，我们就有多大的能力去承受。你们用肉体的暴力攻击我们，我们就用灵魂的力量回应你们。你们要怎样对待我们，尽管去做；我们仍然要爱你们。在上帝面前，在良心之下，我们不能、也不会顺服你们不义的律法；因为不与邪恶同流，与行善一样，都是道德的责任。

你们把我们关进监牢，我们仍然要爱你们。你们在深夜差遣蒙面之人，闯入我们的社区，殴打我们，把我们打得半死，我们仍然要爱你们。但你们当知道：我们必以忍受苦难的方式，耗尽你们的仇恨。有一天，我们必得着自由；但这自由，不只是为我们自己。我们要触动你们的心，唤醒你们的良知，这样，在忍耐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赢回你们。那一天，我们的胜利，将是双重的胜利。

在当下这个时代，文化不断调教我们，大事小事都要“立即回应”。情绪要立刻表达，委屈要立刻澄清。我们害怕沉默，害怕隐忍，因为沉默看起来像失败，隐忍看起来是投降。或许，这正是为什么保罗要用“恒久忍耐”开头，又用“凡事忍耐”收尾。因为基督徒的爱，是在高位时以慈悲束权的 Makrothymia，也是在低谷时以信心仰望的 Hypomonē。

在一个凡事都要发声的时代，主呼召我们，静下来，倾听圣灵微小的声音。因为真正的强大，隐藏在不反击的克制里，在不逃避的承受中；而正是在这样的忍耐里，我们被带入十字架的道路，与那位柔和谦卑的主一同承受、也一同得胜。

然而现代人往往只顾着紧紧追随自己的愿望，却忽略了另一端的锚定——那些来自泥土、砖石、汗水、拥抱、甚至鲜血的实打实连接。在城市里，人几乎可以足不出户地过日子。阳光、雨水、花香、鸟鸣可以完全缺席，生活却正常运转。慢慢地，我们的生命开始漂浮，像在虚无中悬荡着，摇摆着。

没有锚定的桥，终究会被文化的风吹来吹去。这或许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感到迷失，为什么心理疾病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割断了与真实世界的连接，把目光投向虚拟的网络“世界” ，以为那里会提供意义，得到的却只是倦怠无聊。

我又想起托尔金笔下的一个画面。在《魔戒》中，甘道夫告诉弗罗多：长期持有魔戒的人不会死，却也没有真正的生命。换句话说，他们“不老”，却没有“长生”。他们的岁月被拉得很长，而人却变得单薄、黯淡，如同失去形体的影子。比尔博也说，他觉得自己像“黄油被涂抹在太多的面包上”——人仍然活着，却失去了生命的厚度。

托尔金描写的其实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对现代人来说——生命可以延长，却未必能变得更丰厚。

是什么让我们的生命变得丰厚呢？是牵绊、阻挠、障碍、甚至是黑暗的深渊。

凭着我们的本性，谁不想驰骋千里？谁会想原地徘徊？但是神拉住我们，和我们摔跤，实打实地“纠缠”——通过我们的家人、住所、邻舍、朋友……因为他知道，顺畅的人生只是单薄的影子，没有实质，没有内涵。

人生的意义，来自真正的生活。更进一步地说，来自生活的诸般烦恼。我们追求轻松、顺畅、无摩擦的数字生活，以为那叫“自由”；但生命的厚重和意义，恰恰来自我们本能想避免的摩擦、阻力、各种麻烦。

比如我家去年收养了一条得了PTSD、半点小事都一惊一乍，动不动就呲牙咧嘴咬人的五十公斤大狗“糯米团子”。在训养它的同时，我也在学习接受有限，接受生命中的不完美。我不是一直祷告在求神给我耐心吗？糯米团子就是神给我的答案。 在过去的一年，我稍稍经历了一点神的那种毫无保留、永不放弃的爱，我也稍稍体会了一点浪子回头故事里的老父亲的心。看到破碎生命的慢慢回转，即使只是一条狗，我的心也会涌上一阵喜悦。如果小信的我们都不会放弃一条狗，神怎么会放弃他的儿女呢？

再比如，因为气候越来越反常，倾盆大雨从楼上露台一直渗透到房子里面，楼下卧房的天花板被积水冲塌。请人来修补吧，开出的价码几乎是一年的收入。于是，从来没有碰过工具的我现在开始和老公一起大干工程。我不是很羡慕那些动手能力很强的人吗？神告诉我，你也该从书堆里出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个小工。于是，day in day out， 处理完所有必要之事后，我就换上工装裤，戴上手套，搬砖、刷墙、清除垃圾、做小工。然而，真正的重活都是老公一人独挑大梁。看着同进同出二十多年的老伴，看着他被汗水浸透的衣服，在烈日之下负重搬运、丈量、切割、敲打，干着最艰苦也是最危险的活，心里油然生出许多惊叹、仰慕、感激、感恩。

正是在处理糯米团子时的恐惧惊慌之中，在应付漏雨的屋顶和沉重的建材时的灰心丧气中，我才发现，这一切其实都不是拖累，而是锚定。韧性、谦卑、耐心、博爱、感恩，这些构成‘我’的东西，在应对真实的处境时，被实实在在地敲打了出来。

路易斯在虚幻小说《梦幻巴士》（The Great Divorce）里描写了关于幽灵到天堂一日游的场景。幽灵刚下巴士，踩在天堂门口柔软如棉的青草上，一个个都痛呼“这草怎么这么尖锐！”即使是一片极细的草叶，幽灵踩上去也是刺骨一般的疼。这时，主人公才发现自己（幽灵中的一员）原来几乎只是个影子，没有坚实的身体，所以连一叶小草就对付不了。有的幽灵打退堂鼓，转头逃回巴士；有的艰辛地一步步走下去，影子一般的身体也慢慢充实起来，脚下的青草也不再那么锋利，他们终于能够受得了天堂的坚实了。

所以，或许我们都该审视自己这座‘身份之桥’。它是否正飘向虚浮的愿望之云，而忽略了扎入泥土的锚桩？那锚桩，可能是一条需要你耐心驯导的狗，一间需要你亲手修缮的屋，一位需要你真诚陪伴的朋友，或是一个需要你参与建设的社区。它们带来无数的烦恼，也带来荣耀的厚重。就像路易斯笔下的幽灵，只有鼓起勇气，踩上那锋利的真实之草，忍受最初的不适，我们才能获得坚实的形体，就是那唯一能够适合在天堂永居的身体。

废奴运动代表人物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写下犀利的文字，批驳美国基督教与奴隶制的妥协。道格拉斯指出，美国的基督教几乎一直以来就是一种掺了水的基督教，是一种经过修正、删减的基督教，用来满足许多美国人经济欲望和个人偏见。基督教的道德主张不仅仅是登山宝训，也包括很接地气的如何使用金钱、照顾穷苦人、爱邻舍等教导。然而自建国以来，为了保护有钱人的利益，主的教导一直不断地被修正、被限制，但这样做的结果，直接威胁了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基本尊严。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徒，道格拉斯写道：

在这片土地的基督教和基督的基督教之间，我看到一道深渊。如果你接受一方是良善的、圣洁的、纯洁的，那势必意味着你拒绝另一方，视他们邪恶、败坏。成为一方的朋友，就必然意味着是另一方的敌人。我爱基督的基督教——它纯洁、和平、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因此，我也仇恨这片土地上的基督教，因为它腐败，它支持蓄奴、鞭笞女性、掠夺婴孩、假冒为善。在我看来，这是最名不副实，最肆无忌惮的欺诈，最卑劣的诽谤。

敢于直面自己罪恶的人不多，作家、农夫、天主教徒温德尔·贝里（Wendell Berry ）算得上是一位。在《隐藏的伤痕》（The Hidden Wound）里他描写了自己家族的蓄奴史。温德尔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祖父辈的人念叨他们当年的奴隶。他的祖父性情温和，家里有个奴隶“不服管”，祖父没办法，只有将他卖给了一个能够让他“听话”的人。淡淡的一句话，隐藏了多少扭头无视的血腥暴力。

在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的美国南部，很多白人基督徒一方面信仰“自由”、“宗教宽容”，另一方面却仍然拥有奴隶。尼尔斯·亨利·桑恩（Niels Henry Sonne）在《自由的肯塔基，1780–1828》一书中指出：当时的肯塔基人非常支持宗教自由的原则，但他们最踊跃支持的，是“政教分离”（即政府与教会应当互不干涉）的理念。“政教分离”是指政教分立——政府不干涉宗教，宗教也不控制政治。听起来是好事，但当时一些人利用这个原则来让牧师对奴隶制闭嘴，至少在政治舞台上。根据1792年和1799年的州宪法，牧师（神职人员）不允许担任政治职务。直到1843年，州议会才第一次允许在会议中定期祷告。桑恩认为，这样规定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当时的牧师们“经常公开批评奴隶制度”。

所以，在肯塔基人公开宣称要维护“宗教自由”与“政教分离”的背后，其实隐藏着一种不敢面对的焦虑：他们害怕宗教领袖的声音会让政府在允许奴隶制度时感到不安。因此，桑恩讽刺地说：当他们说“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时，其实可以理解成“道德与国家分离”（separation of morality and state）。

温德尔从父辈们传下来的故事中了解到，他的祖辈和肯塔基州的许多奴隶主一样，会与他们的奴隶一起去教堂，一起受洗，并且很可能认为自己和这些奴隶将来会一起进入天堂。想想那些奴隶主的道德困境吧。他们坐在教堂里，与家奴一同敬拜，这表明他们相信所有人的灵魂都是不朽的；可是同时，他们又拥有这些人的身体，用他们去赚钱、去服侍自己。

你看到他们生命中最深的矛盾了吗？他们一边承认奴隶的灵魂有永恒的价值，一边又把奴隶当成物品使用。如何自洽？为了不让这种问题拷问自己的良心，奴隶主学会在心里“分区”，把属天（信仰）和属世（经济、奴隶）的事隔开，不去让它们碰撞。因为“一旦良心被唤醒，整个世界观都会爆炸”。

再有，如果你是教会牧师，面对台下一群奴隶主和他们的奴隶，你该怎么讲道？你的生活来源全都仰仗这些奴隶主的奉献，你还能自由地讲约翰福音吗？你该怎么宣讲“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所以，对牧师来说，最实用的做法是挑那些让奴隶听话的经文。比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换句话说，牧师会讲“顺服”、“不要反抗”、“忍耐”，这些经文表面上讲柔和与谦卑，但在当时的社会里，却是被利用来维持压迫现状。

可是，圣经的话语让那些身姿再灵巧的叼盘侠也绕不过去。牧师不可能在讲打脸的经文时，切断同一句里的“不要与恶人对抗”。所以，还是老问题：听道的奴隶主难道不会面对神锋利的指责，如坐针毡吗？

随便一翻，扎心的话语处处都是：

“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
“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怜恤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 ……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牧师如果真诚地讲圣经，就必须讲这些经文。但这些经文一旦讲出来，就狠狠地打了奴隶主的脸。他们一边口称爱神，一边却剥削、虐待弟兄。而他们肯定不会“转过左脸”，更可能地是捂住钱包。所以，牧师若想保住饭碗、继续当传道人，就不能讲这些真理。他必须尊重奴隶主脑中那种人为划出的界线：天上的事归上帝，地上的事归凯撒。

这或许正是“基督教+……”得以存续的关键：不是公然否定信仰，而是套上信仰的外壳，把真理小心翼翼地隔离在现实生活之外，做个套壳基督徒。

其实，我又何尝不是呢？做基督徒，就是每天发现自己眼中的梁木，打碎自己的硬壳，暴露自己的柔软，找回那颗肉心。

以利亚来到撒勒法，遇见那寡妇，便向她要些饼和水。寡妇平静地回答说，她只剩下足够为自己和儿子预备最后一顿饭，吃完就等死。以利亚却满有大胆的信心，对她说：“不要惧怕，可以照你所说的去做，但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

这请求有多放肆！寡妇才刚说她只够做一餐，而他却要她先供应他！然而，她照着做了。结果，她惊讶地发现：“坛内的面果不减少，瓶里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华藉以利亚所说的话。”（列王纪上 17:16）

这故事要教导我们什么呢？它生动地诠释了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礼物法则：人的生命，会随着他付出的程度而增长。出于自我保护的本能，我们紧紧抓住手中之物，深信那是生存必需。但讽刺的是，它们如同流沙，越是紧抓不放，流逝的就越快。就像那个浪子，父亲还在世，他就盯上了自己该得的那份遗产。慈爱的父亲容许了浪子的无理要求，结果呢？钱财很快就消耗殆尽。

二战期间，为隐藏犹太人而被抓的荷兰基督徒彭柯丽在《密室》中描写了一段类似的经历。她带进集中营的小小一瓶维生素滴剂，不但缓解姐姐贝琪的痛苦，还成了虚弱狱友们的救命油。

那瓶维生素滴剂仿佛取之不尽。瓶子那么小，每天却要供应那么多人，这简直不可思议。现在，除了贝琪，我们这层铺位还有十几个人在靠它维持性命。

我总想偷偷把药水省下来，因为贝琪已经虚弱得让人心疼！可其他难友同样病痛缠身。看着那些因高烧双眼通红、因寒冷浑身发抖的人，我实在说不出拒绝的话。我试着把药水留给最虚弱的人，但这样的病人很快就增加到十五个、二十个、二十五个......

而每次我倾斜小瓶，玻璃滴管顶端总会沁出一滴维生素。这怎么可能！我举起瓶子对着光想看看还剩多少，但深棕色玻璃太厚，什么也看不见。那瓶滴剂仍然在源源不断地滴出液体。瓶子那么小，每天却要供应这么多人，几乎不可能。

晚上和狱友们一起读圣经时，贝琪告诉大家旧约里也有一个没有穷尽的油瓶。

可是，相信两千年前会发生神迹是一回事，亲眼见证神迹此刻就发生在自己身上，却是另一回事。然而奇迹确实在持续：当天，次日，日复一日，一群满怀敬畏的囚友围站着，看药水滴在每日配给的面包上。

基督徒所敬拜的神，是倒空自己的神。效法基督，就是效法他的虚己。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恩典的礼物。若不能舍去，就说明我们从未真正拥有。若不以谦虚敬畏之心将它们送出去，而是紧紧地攥住，它们就会变质如隔夜的吗哪。所以，我们所谓的拥有，不过是在流动中得着——从上帝领受，传递给邻舍。

以正确的心态放手，上帝就会再次赐下，且愈加丰盛。就像那五饼二鱼，一旦被交在耶稣手中，为祂的旨意所用，便得以成倍增多，喂饱了成千上万的人。

一切的恩赐，无论是才华、时间、爱，都不属于我们自己。它们是恩典的管道。交托出去，就亲证了那条颠覆世俗的法则：在给予中接受；在丧失中拥有；穷途末路之际，恰恰是柳暗花明之始。

终于有一天机会来了。希律王过生日大办宴席，达官要人都来庆贺。希罗底的女儿莎乐美上前献舞，希律王龙颜大悦。兴头之上，他许下一个无法收回的承诺：“你要什么？就是我国的一半，我也必给你。”她说：“我要施洗约翰的头。”

就这样，一个受到以色列民众敬重、视为先知的人，一个让希律王又敬又怕的人，一个他宁愿关在监狱里也不愿杀了的人，就被小女子的一句话轻松地除去了。

论到狠心的女子，莎士比亚笔下的麦克白夫人也堪称一绝。她的丈夫麦克白一方面想篡位做国王，另一方面又敬重国王邓肯。暗杀之前，他犹豫不决：“我是他的亲戚，也是他的臣子……他秉性仁慈，若我杀他，他的美德将像天使一样昭告我的弑君重罪。”

麦克白夫人冷酷地回应道：“你不敢让自己的行为和勇气与欲望一致吗？你宁愿像一头畏首畏尾的猫，让“我不敢”永远跟随在“我想要”的后面吗？……现在有了大好的机会，你又失去勇气了。我曾经哺乳过婴儿，知道母亲是怎样怜爱那吮吸她乳汁的孩子。可是，要是我也像你一样，曾经发誓下这样毒手的话，我会在它看着我的脸微笑的时候，从它柔软的嘴里摘下我的乳头，把它的脑袋砸碎。”

她的“勇气”让麦克白下定决心，“为了用全身的力量去干这件惊人的举动，用最美妙的外表把人们的耳目欺骗，奸诈的心必须罩上虚伪的笑脸。 ”于是，明君终被奸臣夫妇暗害。

心狠不一定要杀人。有一种狠心，杀人不见血。

就像在《理智与情感》这本书里，范妮·达什伍德花言巧语，步步为营，成功说服丈夫约翰完全放弃在父亲临终病榻前的承诺。 约翰最初想给每个妹妹一千英镑。范妮先是表示震惊，说三千英镑是个巨大的数目，会严重影响他们自己孩子的未来。她巧妙地暗示，老达什伍德当时可能神志不清，临终的那句“帮助她们”可能只是指一些小忙，而不是大笔金钱。约翰提出给继母年金时，范妮又说，如果继母长寿，他们要支付很多年。“你留心观察一下，人要是能领到一点年金的话，总是活没完没了。她身强力壮的，还不到四十岁。年金可不是闹着玩的，一年一年地给去，到时想甩都甩不掉。”

范妮开始计算妹妹们从母亲那里继承的财产，加上继母的收入，说她们其实已经很富裕，不需要额外帮助。“总计起来，她们一年有五百镑的收入，就那么四个女人家，这些钱还不够吗？她们的花销少得很！管理家务不成问题。她们一无马车，二无马匹，也不用雇仆人。她们不跟外人来往，什么开支也没有！你看她们有多舒服！一年五百镑啊！我简直无法想象她们哪能花掉一半。至于说你想再给她们钱，未免太荒诞了吧。”

范妮还提醒约翰，他的妹妹们只是同父异母的妹妹，不值得如此慷慨。不要忘了他们自己的儿子——父母首要责任是为自己的孩子积累财富。她的一连串“分析”很有效果，约翰“最后决定，对他父亲的遗孀和女儿，按他妻子说的，像邻居式地帮帮忙也就足够了；越此雷池一步，不说有失体统，也是绝对多余的。”

圣经里无良女子的例子真不少：耶洗別、杀害王室子孙而篡位的亚他利雅、为金钱出卖参孙的大利拉等等等等。这一圈联想下来，我不禁打了个寒战。我害怕，不是因为她们的残忍，而是看到从范妮到麦克白夫人，从莎乐美到耶洗别，那条由自私、骄傲和欲望铺成的路，其实并没有那么遥远。更可怕的是，可能我与范妮的距离，远远比我想象的要近……

就在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天主教徒如此尊崇马利亚。已经过世的查理·柯克也在一次采访中提到，他的妻子是天主教徒，好几次他跟着妻子去天主教堂做弥撒。他感叹说：“我们新教徒常因害怕偶像化而对玛利亚避而不谈，但她那谦卑柔和、完全顺服的心，值得我们学习。”

当天使加百列告诉童女马利亚她要怀孕生子时，即使她“所要生的圣者必成为神的儿子” ，马利亚听到这话的第一反应更会是震惊、迷惑，而不是喜悦。她还没有结婚，按照律法，未婚生子是要被石头砸死的。就算能够保留性命，污名也会伴随着她一生一世。在一个强调荣辱文化的社会里，这种名声会让她永远活在耻辱的阴影之下。

然而，她的顺服让她说出：“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这句从柔弱女子口中发出的轻声祷告，却成为世界所听过的一个最刚强的声音——正如那挂在十字架上、全身赤裸、遍体鳞伤的主，用最后的力气宣告：“成了。”

于是，柔顺就成了刚强；牺牲就胜过了死亡；降卑就成了至高。

世界的法则教导我们，要如莎乐美般索取，如麦克白夫人般强横，如范妮般算计，方能成功。但天国的奥秘，却在马利亚的“情愿”与基督的“成了”之间，显明了一条窄径。那真正的得胜，竟在于柔顺的交托。

红杉是世界上最高的树，也是寿命最长、历史最悠久的树之一。一棵红杉可以活上两千多年。也就是说，如今矗立在加州的这些巨树，有些是在罗马帝国刚刚崛起时发芽生根的。

它们的种子却出奇地小，和西红柿的种子差不多大。用圣经的说法，就是“像芥菜种一样”微小。当这些种子落在合适的土地上，再遇上充足的阳光与水分，就能发芽生长。小树苗每年可以向上生长约两英尺，逐渐成为令人仰望的参天大树。

一般的红杉能长到六七十米高，最高的一棵红杉树“海波龙”高达115米，超出自由女神像6层楼。 它们的树干粗得惊人，有的直径超过十米，一辆小轿车可以轻松穿过树洞。这些树能经受旱灾、火灾、风暴，甚至剧烈的气候变化，依然挺立不倒。

更令人惊奇的是：如此高大的树，它们的根却出奇地浅——只有两到四米。换作建筑，这几乎是结构性灾难。以二十世纪初的世界最高建筑胜家大楼为例：它的高度比最高的红杉还高62%，但地基却深达28米，是红杉根系的八到十五倍。

那么，红杉是如何在风雨中屹立千年的呢？
答案在于：它们不单打独斗。

红杉的根会向四周延展三十多米，与周围的红杉交织在一起，形成一张紧密相连的地下网络。它们彼此分享水分和养分，也在风暴来临时互相支撑。真正支撑这些巨树的，不是某一棵树的力量，而是整片森林的联结。

每个人都如同一粒红杉的种子。起初，我们渺小、平凡，与伟大的生命无缘。但当我们进入一个源自于神的体系，换句话说，一个由基督的爱所滋养，由信徒彼此联结所组成的教会，我们就开始汲取单靠自己无法获得的养分：真理的活水、圣灵的光照、身旁肢体通过祷告与关爱输送来的生命供应。

于是，奇迹发生了。那粒看似微不足道的种子，开始显出它该有的样子，向着属天的尺度生长。你或许从未想过，自己竟能拥有如此高度，能历经风雨而屹立不倒，能成为他人生命中的祝福。这不是因为你本身有多么强大，而是因为你连接到了一个比你自身更宏大、更坚韧的生命体系。

所以，我们不必羡慕他人，也不必看轻自己。天国的事业，不是要培养几棵孤立的明星树木来供人瞻仰；而是要培育一整片茂盛的红杉林，让每一棵都按着神的美好设计，长成它被命定的参天样式。

不用仰望巨人。在基督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成为巨人。

正如早期教父圣爱任纽的宣告：“上帝的荣耀在于人得着完全的生命！” （The glory of God is a human being fully alive!）

（推荐绘本阅读：Red Woods）

用Alex自己的话来说，他最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无辜者要受苦。比如这段：“各人往前直上，将（耶利哥）城夺取；又将城中所有的，不拘男女老少，牛羊和驴，都用刀杀尽。”（约书亚记 6:20-21）神如果是公义的，怎么会坐视无辜的人或者动物受苦？如果神不愿意无辜者受苦，但又没有出手制止，那只有两种可能性：祂要么不愿意，要么做不到。

教会几千年来，无数神学家试着从各种角度去解释。最近读到一段解释，颇受启发，和大家共享，让我们在和非基督徒交流时也不至于完全哑口无言。

第一种解释来自圣爱任纽主教（Saint Irenaeus）。他强调这是一种“渐进式启示”的叙事教学：纵观救赎历史，神逐步向人启示祂的性情与旨意。比如，在《创世记》《出埃及记》中，神有时被描绘为具有人形、可与人直接互动；而到了先知书，则更强调神的非物质性与超越性。从表面上看，这些描述互相矛盾，但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以色列人对神认识的不断深化。在圣约关系的早期阶段，以色列人往往用当时所能理解的、较为原始的“异教神学”语言去描述神；而随着时间推移，在神的引导下，上帝子民对神的理解也逐渐成熟。因此，《约书亚记》中那道灭尽一切的命令，反映的或许并非神真正的旨意，而是当时以色列人相对粗浅的宗教与道德理解。这与后来耶稣在登山宝训中所传达的慈爱信息形成鲜明对比。而这种对比，恰恰体现出以色列人在神引领下的灵性成长。

第二种解释广受奥古斯丁与托马斯·阿奎那等神学家的推崇。他们指出，此处对迦南人的“灭尽”应被理解为神圣公义的实践。阿奎那认为，所有人因原罪都注定有一死，而神可以使用任何方式——包括藉以色列人之手——执行死亡的命定。因此，灭尽迦南人并不违背“不可杀人”的诫命，反而是神修复世界的一种方式。一切生命本就属于神，祂既是赐予者，也有权收回。我们不应将适用于受造物的道德律直接套用于神，因为祂是生命的终极主宰。“不可杀人”是对人的诫命，而非对神的要求。从这个角度看，无论是亚伯拉罕献以撒，还是约书亚攻耶利哥，都是神主权下的特殊作为，人有限的伦理观念难以完全测度。

第三种解释来自俄利根（Origen）。面对旧约上帝给出的这些“残酷”指令与新约上帝通过耶稣基督展现的舍己大爱之间的张力，俄利根采取了寓意解经法（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来解读。启示录五章这一异象则提供了解读圣经的终极钥匙：

俄利根指出，这里被七印封严的书卷象征着全部圣经；而“有谁配展开”的追问，本质上是在问：谁才有权柄和资格来诠释圣经的真义？

起初，天上地下没有一个能展开书卷。直到一位长老说：“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七印。”读者原本预期会出现一头威严的狮子，但实际走来的，却是一只“站立、像是被杀过的羔羊”。

这一意象的对比至关重要：能诠释神意的，不是以军事胜利者姿态出现的“狮子”，而是曾被杀、却死而复活的“羔羊”耶稣基督。祂不是靠刀剑胜过仇敌，而是以舍己胜过死亡。因此俄利根强调，唯有从“羔羊”的视角，也就是从十字架上舍己之爱的角度出发，人才能够正确理解圣经经文，包括旧约中那些看似严厉的命令。

由此俄利根提出：我们不应按字面意义理解《约书亚记》中的战争与灭绝，而应将其视为属灵现实的预表与隐喻。约书亚预表基督，以色列人预表教会，迦南人代表罪与邪灵。正如主刀医生必须彻底清除癌细胞，基督徒也要对属灵罪恶掘地三尺，以绝后患。

正是藉着这样一层寓意解经的进路，俄利根将新旧约中“公义”与“慈爱”的表面矛盾，还原为一种神圣启示的一致性：神是爱。而爱，必须以决绝的态度对抗邪恶。解读圣经奥秘的钥匙，不在握着刀剑的铁腕之中，而在那只被杀的羔羊身上。

人或许仍然会追问：“为什么？” 可圣经给出的最终答案不是一套完美逻辑，而是一位被钉十字架的救主。被杀的羔羊，就是神的答案。祂不是解释一切，而是担当一切；不是回避邪恶，而是战胜邪恶。所有关于公义与苦难的疑问，最终都要在祂里面得到回应。

大脑的工作原理，和雪花玻璃球很像。

每天我们都在摇着脑子里的那个雪花球。手机提示音，邮件，油管节目，播客访谈……雪花永不停止。那个神按照祂的形象所造的“我”——我是谁、我的使命是什么——就一直藏在雪花的背后。

但是神经科学家告诉我们，大脑的预设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 简称DMN）只有在“雪花”落定之后才会开启。专家们发现这个网络纯属意外。他们原本是想观察大脑在执行任务时哪些区域被激活，结果却意外发现：即便在休息时——比如洗澡、发呆或漫无目的地遐想——某些脑区依然保持活跃。

这个网络帮助我们消化经历，把它们转化为对自我身份的认知。它让你从一封远方朋友的问候，联想到多年前的亲密联系，再想到自己早年的孤独求学时光。它把独立的事件串联起来，像拼图一般拼出有意义的画面。没有它，人生就恍如一系列碎片化的短视频：唯有像素，没有剧情。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的灵光一现会常常来自洗澡，困扰你的难题在林间漫步时自然有了答案。 因为只有当雪花落定，预设模式网络才有机会看清一切。

问题是，我们已几乎消除了所有让内心安静下来的机会。做家务时要听讲座，开车时要听有声书，就连遛狗十分钟也要塞上耳机。有位牧师甚至提到，他在浴室装了防水音箱，连冲凉的时间都不“浪费”。

可是，DMN只有在大脑不主动工作的时候才会开启。雪花玻璃球需要完全静置，才能看清里面的景致。同样，大脑也需要间歇的暂停，才能消化海量的信息。没有这些停顿，DMN无法整合、诠释信息。这样的生命，就像手机24小时无间断拍摄，却从不回看、从不剪辑——空有素材，没有故事。

生命就在这样的忙碌中悄然流逝。五秒钟。五分钟。五天。五年……我们隐隐感到焦虑，却说不清到底哪里不对。因为我们几乎从不给大脑时间静下来，将事件的丝线编织成一副精美的记忆之毯，讲述我们的回忆、见识、身份，还有故事。

我们如此恐惧静默，迫不及待地用各种声音填满每一秒，仿佛在逃避某种最后的审判。然而，或许我们逃避的，正是那个能让我们生命变得完整的关键过程。

人最深刻的转变，往往发生在那静置之中。就像扫罗在大马士革路上的遭遇：一道强光令他骤然失明，接下来的三天，他在绝对的黑暗与静默中，不饮不食。

这突如其来的‘静置’，强行终止了他所有外在的奔波和喧嚣。在那三天里，他过往的信念、热忱和经历在静默中纷纷坠落、重组，最终拼出了一幅完全颠覆的真相图景。他重见光明之时，看到的是一个全新的世界、一个全新的自己。

我们的日常或许没有这般戏剧性，但每一次主动的暂停，都是一个迷你的‘大马士革时刻’。放下一切，即使只有片刻，让圣灵如鸽临到身边，开启心眼，去整合、去诠释、去看清，那纷扰散尽后，自己生命核心处那真正重要的旗帜究竟是什么。

家里添了一条狗。不是一般的宠物犬，是一条成年的马瑞马牧羊犬。Mochi 十八个月的时候被遗弃，送到动物救护站，在那里一直待了一年多，才等到愿意收养它的我们。

Mochi中文的意思是“麻糬”，也就是糯米团子，软软糯糯的，讨人喜欢。不过我家的糯米团子恰恰相反，虽然有时看上去很萌，但是因为是受过创伤（又是一个好长好长的故事），所以时不时地会脾气失控，爆发一下。家人已经多次“挂彩”，缝针的次数已经达到两位数。

家里有这么一条高需求的狗，实在是很磨炼人心。它脾气捉摸不定（可以连续一个月乖乖听话，也可以短短几天内发作好几次，全家人都只能绕着走），好在糯米团子对我没有任何敌意，所以早晚遛狗，喂养等等都是我来弄，其他人根本近不了身。

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家附近是森林，晚上各种动物出没特别多。野狗、狐狸、鹿、兔子、甚至各种爬虫，夜深人静的时候，也是它们出来觅食的时候，林子里总有悉悉索索的响动。糯米团子熟悉了环境之外，就给自己揽上了安保的任务。早上两三点时候，必要出去巡视一圈，保证“领地”太平。

想想看，早上三点，一般都是好梦正酣之时，至少也是在深睡期，先是被糯米团子震耳欲聋的示威吼声叫醒，美梦不仅做不完，还要带安保出去巡夜。这么一通折腾下来，至少也是十几分钟的事。本来睡眼惺忪的我，早已睡意全无。

这就是过去大半年我的作息情况。所以请读者见谅，虽然疏于写作的根本原因还是出于懈怠， 但团子的故事还是能让我得到些谅解吧。

睡眠不完整也就算了。最怕的是团子伤到外人。所以每次家里有快递，邮差，或者访客的话，我都要提前做好准备，把团子隔离起来。

前天有人来修园子里的污水处理系统。完事后，他来敲门结账，结果团子一下子冲了出去。在厨房里的我慢了半步，只听到门口一阵狗吠，心想完了完了，团子把人给咬了。冲出去一看，团子只是在楼梯口叫，而对方安然如泰山，神色自若。只见他慢慢把手伸到团子的鼻子下，让它好好地嗅上一番。几乎是顷刻之间，团子竖起的鬃毛慢慢塌软下去，低吼声在喉咙里转为咕噜声，紧绷的身体放松了下来。凶神恶煞般的团子，居然就这样服了软，平静了下来。

这一幕让我觉得好希奇。

毕竟，自从团子到我家来，这是头一次外人能在几秒钟之内让它完全平静下来。他没用任何手段， 只是稳住阵脚，没有畏惧。事后我请教他的秘诀，他说自己从小就在农场长大， 各种动物的习性他都很熟悉，也见过这种呲牙咧嘴的恶狗。所以第一，不害怕。第二，保持距离，因为自己是客人，进到狗的地盘，理当给足距离。第三、不退却。在恶狗面前，他不躲不闪，耐心等着对方耗尽能量，或者改变主意。

或许，这也能给我们一些提醒。

有时，面对凶恶，最好的办法不是以牙还牙，而是巍然不动。甚至就像主所教导的，“如果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

很多人第一次听到这节经文时，会想“怎么这么软弱！”拜伦主教专门解释过这节经文。在古代近东地区，人和他人接触时只会用右手，所以打脸也是用右手去打。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对方用右手一个耳光抡过来，打到你右脸，你转过脸去，让他打左脸。这时对方只能再用右手反抽一个耳光。反抽，意味着更大的力度，更大的仇恨。

什么样的人会在被打了一耳光后，再“挑衅”对方更狠地来一下？不可能是心有畏惧的人，对吧？只有内心真正强大，也有极大克制能力的人，才会“邀请”对方再反抽一记耳光。这是柔弱吗？不，这是坚强。这是有底气。这是知己知彼。而只有这样，才能让强暴平息下来。

这就是基督教给我们的秘诀。面对暴力，不要躲闪，因为躲闪只会激起更多的仇恨；也不要报复，因为“如果大家都以眼还眼，最后剩下的只是瞎子”。真正能降伏暴力的，从来不是更大的暴力，而是爱。

唯有爱，愿意凝视愤怒背后的恐惧；唯有爱，能够以温柔融化坚冰；也唯有爱，可以在黑暗汹涌之地，依然选择做一束不动摇的光，而那束光，往往就是照亮深渊的开始。

虽然这并不是一项严谨的学术统计，但这个结果我们都能够理解，也能够认同。毕竟，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会为生活中的事情感到焦虑。这节经文之所以成为许多人的最爱，是因为它告诉我们：面对焦虑，我们可以做什么。圣经在这里教导我们，当把忧虑带到神的宝座面前。对很多人来说，这的确很有帮助。

然而，这并不是一个完整的答案。不信，我把五节和六节连起来，你再看看？

圣经出版社常常推出各式各样的版本：有“弟兄专用版”、“姊妹专用版”、“亲子教养版”等等。还有一个版本是将圣经六十六卷书全部拆开，每一卷书单独成印。于是，新约就变成了一本本薄薄的书，特别是书信，只有十几页而已。这样一气呵成地读，就和当年众教会圣徒读的方式一样。

如果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再来读腓立比书第四章，很快就能看出：保罗在这里并不是平白无故来一句“应当一无挂虑”。他是在一个有逻辑、有根据的基础中，提出这个劝勉。你可能觉得我这样说有些夸张，那就让我把这“责任”推给那些发明了经文标号系统的早期学者吧。

当年，保罗写信时从来不会标注几章几节。这种章节编号的系统，其实是13至16世纪的学者逐步建立起来的。这个系统当然有许多优点，方便查找、引用、背诵。但套用一句托马斯·索维尔的名言“不存在完美的解决方案，唯有权衡取舍”，编号系统提供了清晰的文本，有时却舍去了完整意思。尤其是其断句的方式，会让人容易忽略了句子之间原本的关联。

事实上，保罗在这里说“应当一无挂虑”，不是一种抽象的道德要求，而是一个有理由、有盼望的结论。只是因为段落的分割，我们容易忽视他提出这个劝勉的前提。

你若查考早期教父的解释，会发现他们的阅读方式与我们很不同。他们的圣经没有章节编号，因此读起来自然也不会被人为的停顿打断。在他们看来，腓立比书四章五节末尾的“主快来了”，和第六节开头的“应当一无挂虑”，其实是同一句话。

比如，金口约翰（John Chrysostom）就这样解释：“主快来了，所以什么都不要忧虑。”又如基洛斯的狄奥多雷（Theodore of Cyrus）也说：“主快来了，不要忧虑。”
他们理解保罗的意思。这是一句前因后果紧密相连的经文，也是这节经文的力量所在。

但因为现代经文标号的系统在中间加上了一个不必要的停顿，整句的意义便被割裂了。尤其当我们用释经原则来研读每一句经文时，容易落入误区。

所以，有时候我们不妨效仿教父们的读法。保罗在这里的重点并不仅仅是告诉我们要把焦虑带到神面前。虽然这句话本身没有错，也常常鼓励人心，但保罗在这里的核心意思其实是：“因为宇宙的主宰、万王之王就要来临了，所以你不要忧虑。”

祂的到来，意味着一切不公将被纠正，一切冤屈将被昭雪，一切破碎将得以修复。

换句话说，保罗并不是要我们强行压下焦虑。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样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焦虑。保罗不是要求我们控制情绪，而是提醒我们：造成焦虑的根源，将要被彻底挪去。

正如金口约翰在证道中所说的：

“主已经近了，应当一无挂虑。”为什么要忧虑呢？你告诉我：那些人若反对你们，又怎样？你看见他们过得奢华享乐，就为此忧伤吗？审判已经近了；他们很快就要为自己的行为交账了。你若在受苦，他们却享安逸，那也只是暂时的；这一切很快都会结束。他们若图谋加害你，威胁你，“应当一无挂虑。”

审判的日子已经临近，到那时一切都会翻转过来。即使你善待那些图谋害你的人，他们最终也不会因此得益。若你正面对贫穷、死亡，或任何可怕的事，也不要害怕，因为“报应已经近了”。

就像被拆散的经卷终要复原，被编号割裂的经文终要重归完整，我们碎片化的生命也将在主的手中得着整合。

或许，信仰最悖论的智慧就在于：当我们不再为拼接生命碎片而焦虑时，我们终于可以注目那位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的主，凝神注视他那挥洒恩典的双手，完成一副远超我们想象的荣美拼图。

我偶尔会看方济各会凯西神父（Father Casey）的YouTube频道。方济各会是天主教的托钵修会之一，修士们发誓守贫、依靠捐助生活、关怀穷人、服侍社会边缘群体。他们身穿独特的会衣，在街头一眼就能认出。

凯西神父和另外两位修士开始了一项新事工。看到现在去教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他们想，“既然年轻人不来教会，我们就去他们那里。”这意味着去年轻人聚集的地方，比如酒吧、音乐会、大学校园。

一个周六晚上，修士们来到一间酒吧，里面有乐队在现场表演。刚一坐下，马上就有人和他们聊起天来。他对修士的装束感到好奇，于是他们就从会衣谈起，马上谈到了信仰。这个人曾经是基督徒，因为种种原因对神、对教会失望，他离开了信仰，成了无神论者。

他的工作与无家可归者有关，平时热心公益，乐于助人。三十多分钟的交谈中，他反复表达对宗教的尊重。在他看来，宗教对社会很有益处，它帮助建立社群、塑造美德、回答终极问题。他很喜欢和不同宗教背景的人交流，不管是基督教、佛教还是伊斯兰教。可以想象，和这样一个对宗教很好奇、又很想学习的无神论者交谈，是件很有意思的事。

他们刚聊完，隔壁桌的人插了话。我们就叫他 Frank 吧。“你们是不是在角色扮演？你们到底是不是真的修士？”这类问题凯西神父经常会遇到。得到肯定的回答之后，Frank马上又问：“你们修士是不能有性生活，对吧？”这个问题凯西神父也经常遇到，不过很少有人一开始就问出来。

然而，即便凯西神父耐心地解释，Frank并不相信他听到的答案。他接连抛出一系列关于修士们性生活方面的问题，用词粗鲁，话里话外都透出浓浓的讽刺， 显然Frank完全不能够理解竟然真的有人会为信仰选择守贞不婚。他先是指责凯西神父说谎，后来又干脆称他们是异端。

凯西神父后来在聊天中得知，这个37岁在酒吧消遣的男人还是个基督徒。他似乎很享受嘲弄天主教。他指出那些“错误”的天主教教义，而每次凯西神父他们想详细解释并用经文来佐证Frank的错误时，他就会打断他们，顺便甩出一些其他不相干的经文。

相比之下，Frank的朋友倒更想进行对话。可是每当他们问出一个问题，Frank就会抢在凯西神父之前来“替他们”回答问题，内容却漏洞百出。等凯西神父好不容易找到机会说自己来酒吧的目的是与人谈论信仰、传讲福音时，Frank却冷嘲热讽道：“你们还是先自己信好再说吧，别把人带歪了。”

如果说和无神论者的谈话是轻松愉快的，那和Frank的交谈几乎给人完全相反的感觉。这不像对话，更像是霸凌。Frank不是在交谈，而是在说教。他不想从对方那里学到任何东西，他甚至不尝试去理解一个其实他并不了解的信仰。他对自己的信仰十分确定，根本不想去探求更多关于神的事。在他看来，他已经知道真理，也掌握了真理，所有在他知道的“真理”之外的教义、信仰都是错的。他不需要再去问问题，不需要再去寻求，也不用去想自己是否有可能有哪些地方是错的。

那位无神论者当然有他自己的问题——他拒绝了神。从基督信仰的角度来说，这是个生死攸关的大问题。如果拒绝了神，我们的一切努力都会化为灰烬，行善再多也是如此。不过，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他对生活抱着一种谦虚的态度。他寻找、提问。他渴求真理，以开放之心与持不同意见的人真诚交流。和他谈话，你不会觉得他傲慢、敌意、高高在上。他关心无家可归之人，愿意为他们付出。

让我们做个思想实验：如果耶稣在场的话，他会跟哪个人聊得更多？他会选那个自以为是、出言不逊的宗教人士，还是那个谦虚地寻找答案的无神论者？

在福音中，我们屡屡看到，最让耶稣愤怒的，不是道德败坏、生活腐败的不信者，而是那些自以为义的宗教人士。他们不再追寻，不再提问，不再求神启示自己。对他们来说，神只是一系列的戒律，祂没有奥秘。信仰不再挑战他们、触动他们，信仰成了他们为自己行为背书的工具。这是一种很“笃定”的信徒。只是，他们的笃定来自于对自己的确信。

然而，还有一种基督徒，他们并不笃定。他们的内心充满挣扎和困惑，他们的思想如同战场，常常“双手互搏”，怀疑自己，甚至长期陷在属灵的黑暗之中。可是，即使遭受这一切阻碍，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他们的信心愈加坚定。周遭世界的苦难不能让他们对神失望，他们依然相信有一位良善的上帝；世界的逼迫不能让他们与神隔离，反而让他们更加看透世界如粪土的真相。他们越是对世界绝望、对自己绝望，就越是把盼望系在那位信实的神身上。

我们总以为无神论是信仰的敌人，但有时候，最坚固的高墙恰恰筑在敬虔者的心里。当“绝对正确”成为偶像，当教义变成武器，或许真正需要被拯救的，是那些早已停止寻找的“信徒”。

第一次在林子里见到它时， 我联想到的是这个。。。

然而，在气候温暖，半阴半湿的林子里，文人案头上文静纤秀的摆设就成了树木的杀手。

远远看过去，树木郁郁葱葱，绿意盎然。然而走近前去端详，你会发现所谓的绿都是来自于依附攀缘在大树上的文竹。

在澳洲，近三十年来，这位绿意盎然的侵略者不动声色地攻城略地，从雨林边缘到河岸灌丛，所到之处，其他植物纷纷"窒息而亡"。它天生是个攀援高手，细长的藤蔓能像蛛网般缠上12米高的树冠，把矮小的灌木、幼树裹得严严实实，连地表的野花野草也不放过。更"阴险"的是它的根系：在土壤下织出一张绵密的网，让本土植物的幼苗刚冒头就"断粮断水"。

于是很自然的，文竹上了我的大毒草消灭清单。

还有另外一种藤，和文竹相比，它看上去更加无害，光滑的茎，一根刺都没有，叶子也油绿嫩滑，看上去和园艺店卖的那些树苗一样养眼。

但正是这种‘温柔’让它更危险——它不会用尖刺警告你，而是用柔软的姿态悄悄缠上树干，直到某天你发现，藤蔓已经给小树套下了死亡吊索。

我不知道这棵藤长了多久，但是被藤缠绕死的这棵树至少有两三年的光景。这藤日子长了，会变得粗厚，凭着一双手根本无法撼动根基，必须要工具才能剪断。

和清理马樱丹相比，除藤更加费时费力。一来是它根很深，二来是最开始时藤一点都不起眼，甚至还很养眼，直到它缠绕上树木躯干，然后一点一点地蔓延开去，以水滴石穿的精神每天进攻一点点，直到把生机勃勃的枝条压弯，垂直的树干折断。

我不禁想到，罪就是这样对付我们的。最初，罪的绿芽在我们身边冒出，柔柔弱弱，一点都没有伤害力。我们或许会睁只眼闭只眼，告诉自己“人无完人”，何必活得像个清教徒？可就在这‘宽容’里，罪的根系已悄然在血肉中扎深。

慢慢地，罪的茎杆粗壮起来，叶子覆盖的面积也越来越广，原本细如丝线的罪，借着树的荫避和供养，越长越快，它开始蔓延开去，勾搭上其他的罪，藤藤相绕，日复一日地开始压弯我们。滋养我们灵命的水分被截获，我们咬紧牙关，拼着一口气，告诉自己，“撑过去就是海阔天空。”哪里知道，越是挣扎，就越是无力。如果这时没有外力的帮助，我们一个个地就如同那长到半截的树，被罪拦腰截断，风景不再。

看着野藤这些触目惊心的“作品”，我实实在在地体会到为什么人会陷在罪中，无法自拔——因为我们无法让自己圣洁。不管是谦卑如摩西，还是敬虔如大卫，只要一次怒火中烧，或是一次闲庭散步，罪的种子就已悄然进入。

所以我们需要另一种侵入。用人的眼光看去，它可能是苦难，是惩戒，是常年的疾病，是不信的家人。这背后，都是神的手在修剪。祂的剪刀落下时，我们可能会痛不欲生，却不知祂正从罪的绞杀中，救回我们的灵命。

就像那些被解救的树。伤痕还在，但终于可以直起腰来，伸向阳光。

可惜大自然的秩序也时常被打破，偌大的林子，稍微雨水一多，各种杂草、野树就疯长。这段时间我主要对付的是马缨丹，英文名叫Lantana，称它为大毒草一点都不夸张。马缨丹毒性很高，又特别容易生长，经常大片蔓延，所到之处，寸草不生，是每个园丁的噩梦。

然而，该做的总要去做。“无知无畏”的我穿上厚实的园丁裤，带上防护镜，拿起大号Fiskar 花园剪、Stihl 迷你电据，还有干活最佳伴侣——降噪耳机+有声书（今天是又一部丘吉尔传记），开始了我的the Great Cleanup。

这边的马缨丹一般都是三四米直径的灌木。要清除，首先要扒开带着毛刺的叶子和树枝，钻到根部附近（这时你就知道防护眼镜有多重要了），剪去或者锯掉那些枝条。“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好工具用起来就是爽，再粗的枝条三下五除二立马咔嚓分离。枝条都剪下来后，第二步就是把这些枝条都拖出来，拽上几十米，堆积到一处然后烧掉。（脑补一下纤夫岸上拉纤的那种几乎与地面平行的样子， 嗯，我就是这样子把大毒草拖出林子的。）

斩草当然要除根。在和马樱丹打了几十个小时的交道之后，我可以负责任的说， 这是整个清除工程最爽的一步。为什么呢？因为除去了枝条的马樱丹，根系其实非常浅。曾经看过一个园艺节目，主持人提到马樱丹的根可以蔓延的非常远，五六米不在话下。没有实战之前，我总以为除根是最难的，哪里想到其实非常容易：抓出露出地面剩余的根茎，左摇右摇几下，马上就松动了，再一转一拉，三五米长的整个根系就轻松出土。

过去的几周，我就这样一点一点地“蚕食”马樱丹灌木丛，时间不多，每次一个小时左右。体力劳动让久坐书桌的我重新体会到大汗淋漓之后的神清气爽（赛过普拉提！）日渐缩小的马樱丹让我超级有成就感。原以为这是个需要耗费巨力的大工程，没想到真的动起手来，马樱丹竟然不堪一击。

路易斯通过《魔鬼家书》的资深魔鬼透露了一个属灵真理， 魔鬼打不了持久战，所以小魔鬼的工作重点是要让人类相信：试探、困难永无止境。的确，当罪像马樱丹一样大肆入侵，让属灵之地变得荒芜，我们很容易会感到绝望，只有听之任之，或者坐以待毙。

其实这时，我们需要装备起来：在圣经里找到斩断魔爪的真理利器，让弟兄姊妹们的代祷作为我们的护目镜，使我们深入荆棘之地而不会被罪刺伤，带上你的属灵降噪耳机，反复聆听胜利的故事，让你的心思随着一个宏大的故事所占领，不再执着于肉眼所见的微小进度。

最后，当你斩断罪的重重束缚，清除那些枝枝叉叉的捆绑之后，要做的最后一步就是除根。那些看似盘根错节的困境，其根基往往比想象中脆弱，一旦剪除枝条，拔根就如摧枯拉朽。

几天下来，大草坪上已经积累了高达数米的杂草。本来就干枯的枝条，好比生机全无的罪；失去了根的支撑，鲜艳的花朵也早已掉了颜色，露出苍白的本色——所有的诱惑不都是如此吗？

冬天太阳下山很早，六点不到就漆黑一片。我拿着喷火灯, 点燃马樱丹，没一会，火焰冉冉上升，所到之处毕剥作响，榨干枯枝败叶的最后一点汁水。半小时之后，小山一样高的杂草化为灰烬。

当最后的火星在夜色中隐去，远处忽然传来笑翠鸟的夜鸣。这让我想起清晨它们欢快的合唱——原来生命的循环从未停歇。马缨丹的灰烬将成为新生命的养分，就像每一次属灵的争战，都在为更坚韧的生长积蓄力量。

1891年7 月的一个星期日晚上，丘吉尔正在和他的朋友穆兰• 埃文斯讨论他的人生计划。他告诉埃文斯：“我看到这个和平的世界即将发生巨大的变化……我们国家将遭受一场严重的侵略，用什么方法我不知道，但是我告诉你，我将指挥伦敦的保卫战，我将把伦敦和英国从灾难中拯救出来。关于未来的梦是模糊的，但主要目标却很清楚。我再说一遍——伦敦将处于危险之中，而我将身居高位，承担起拯救首都和帝国的重任。

《与命运同行》 安德鲁·罗伯茨著

此时的丘吉尔，仅仅16岁。

能说出这样一番话，原因之一是因为丘吉尔的出生。他来自世族大家：祖先约翰·丘吉尔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军事统帅，因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中的功绩被安妮女王封为公爵。父亲伦道夫·丘吉尔勋爵曾任保守党下议院领袖和财政大臣长。丘吉尔“含着银汤匙”出生，在一个“谈笑有权贵，往来无平民”氛围里长大。他有贵族的高贵，却没有常常与之相伴的高傲。相反，家族的荣耀与责任深深烙印在他心中。或许是这种耳濡目染的对帝国的责任感，让尚未成年的他能说出如此惊人的话语。

在传记作家罗伯茨看来，将这种自信催生成信念的是丘吉尔一生无数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小时候他得过严重的肺炎，后来又经历过火灾、日内瓦湖游泳时差点溺水而亡、遭遇两次飞机失事和四次车祸。这些还只是和平岁月里他遭遇过的险情，这许多惊心动魄的事，在丘吉尔看来，只不过是生活小插曲而已。

21岁时，他动用父母政界关系，千里迢迢来到古巴，为要体会战场上的激烈厮杀。有一次在战场上，他正低头啃鸡腿，突然旁边一匹栗色的军马倒下，胸口中弹，目测伤口的高度，只比他的头略微高出几公分。之后的几年里，他又多次在印度、苏丹战场上遇险，每次都化险为夷。25岁时他在南非布尔战争中被俘，几天之后又在重重设防的布尔人眼皮底下逃了出来。这一经历让他成了民族英雄。在南非屡战屡败的英国，终于因为丘吉尔的胜利逃亡而有了一次扬眉吐气的机会。

一战期间，丘吉尔在前线也是不躲不闪。每当炮弹袭来，旁边的人个个寻找掩护躲避，他却闲庭信步一样，头也不低地继续前进。有次他刚离开指挥营帐，几分钟后敌方的炮弹击中了该处，他的队友丧生。回忆这次经历时，他在给妻子的信里轻描淡写地提了一句：“死神对我眨了眨眼，又走开了。”

十几年后，希特勒逐步撕毁《凡尔赛条约》，开始扩张地盘，欧洲一片惊慌。英国首相张伯伦为避免战争，飞往德国与希特勒签下了《慕尼黑协定》，以为止住了侵略者的野心。这时朝野上下一片欢呼，只有丘吉尔强烈反对。他尖锐地指出：“你们在战争与耻辱之间选择了耻辱，但你们终究还是得面对战争。”

事实证明丘吉尔说的极是。没过几个月，希特勒就撕破面具，吞并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半年后，又入侵波兰。英法被迫宣战，二战爆发。张伯伦被迫下台，丘吉尔临危受命，力挽狂澜。在他的带领下，整个英国开始改头换面，从消极避战到主动出击。历史学者约翰·卢卡斯视丘吉尔为整个二十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家，不仅挽救了大英帝国，也拯救了西方文明。

丘吉尔不是基督徒，但他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他深信自己将是帝国的拯救者，这一信念从他十几岁开始就未曾改变。正是这份使命感，让他在国家最危急的时刻挺身而出，接下重担，挽救了整个大英帝国。

当丘吉尔依靠家族姓氏时，神已将祂的独生子赐给我们；当他以帝国拯救者自居时，圣经早已宣告："那在你们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

作为基督徒的我们，是万王之王的儿女。凯勒牧师曾说，“唯一能半夜叫醒国王要杯水喝的， 只有王的孩子。”天父给我们的，岂止是丘吉尔那冷漠的父亲从未给予的拥抱？祂直接把王冠戴在我们这些乞丐的头上！

当丘吉尔为尘世的帝国赴汤蹈火时，我们却为永恒的国度束手旁观。我禁不住想说，倘若我们这群君尊的祭司，能活出丘吉尔十分之一的确信，这世界早该被圣灵的火点燃多少次？

那为什么人们更愿意看电视而不是读报纸？简而言之，电视更有娱乐性。我们以为自己在吸收资讯， 其实只是在消费时事给我们带来的快感。

适合电视的表达方式是图像，而且通常是动态的图像。视觉冲击力越强，就越吸引人。比如一幅森林山火的图片远没有新闻播报员身后火焰腾腾上升，浓烟滚滚，风助火势那样让观众全神贯注。但是，博人眼球的内容一般都不重要。

举例来说，关乎民生的政府预算草案，和某个太平洋小岛的火山爆发相比，电视会选择哪个？哪个内容会占据更多的时间？从画面效果来看，政府讨论预算实在是再无聊不过的事了。制作这样的新闻，记者最多只能在议会门口采访一两个议员，再加上几个画面——一晃而过的商品价格、马路上的人来人往等等——来体现预算草案关乎民生，但这些肤浅呈现，远未触及问题核心。

相比之下，火山爆发的震撼画面惊心动魄，观众虽然人在千里之外，仍有坐头排沙发的即时感，紧张又新奇，预算草案哪里能达到这种娱乐效果？

这种对视觉冲击力的偏好，使得电视新闻在选题上越来越倾向于极端事件。久而久之，追求娱乐效果的现象在电视行业已成常态。越是极端，越有上镜机会。就连CBS晚间新闻的传奇主播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也多次表示，民主国家的公民不能仅靠电视了解世界。

报纸与电视的关键区别在于：报纸可以在同一个页面上呈现多个主题，读者可以选择阅读哪些内容。对预算草案稍有兴趣的人可以只看标题，想深入了解的可以阅读全文。可以说，读者读的虽然是同一份报纸，但是领悟完全不同。但电视观众没有这种特权，电视新闻是一种线性的叙事，什么新闻按照什么顺序播放，都是事先设定好的。新闻编辑决定观众先看什么、后看什么——甚至该想什么。

报纸和电视的商业模式也很不一样。报纸可以刊登小众内容吸引特定读者，每新增一个专栏都可能带来新订户。而电视则没有这样的奢侈，它如果选取小众内容的话，收视率不升反降。换言之，读报纸可以让自己接触到很多不同的声音，报纸杂志不受大众需求限制，他们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有些读者可能对某些内容感兴趣，或者是因为报纸杂志的编辑认为其读者应该对这些内容感兴趣。报纸可以挑战读者认知。但商业电视必须迎合观众，因为其生存依赖于广告收入。

一般新闻节目时长30分钟，扣除广告只剩22分钟。用这么短的时间勾勒一个完整的世界图景是不可能的。观众得到的只是一连串互不关联的图像印象，缺乏历史深度。观众看到的是从天而降的灾难，此起彼伏，永无止境。这些碎片化画面传递的信息是：这个世界一团糟，难以掌控。

波兹曼三十多年前发出的警告，虽然针对的是电视新闻，对当下各类流媒体时事节目依然适用。我们口口声声要知晓天下大事，但绝大多数时候，我们真正寻求的不是资讯，而是娱乐。这位媒体先知早就说过《娱乐至死》，如今，我们的焦虑不正是他预言的“死前征兆”？

今早读启示录时，除了经文本身和早期教父的注解外，书中还特别收录了威廉·霍曼·亨特（Willim Holman Hunt）的名画《世界之光》(The Light of the World)。这幅画取自启示录3章20节："看哪，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

《世界之光》具有鲜明的拉斐尔前派风格：描绘细致、色泽饱满、极具象征意义，营造出一种既唯美又超现实的氛围。画中，耶稣站在一处偏僻农舍门前，右手轻叩房门，左手提灯，那灯飘渺空灵，如同来自精灵国度。背景是即将破晓的清晨，地平线上隐约可见晨曦微光。耶稣整夜跋涉，寻找居所，渴望进入我们的内心。画家运用独特技法以蓝绿色调描绘天空，与灯笼温暖的火红橘黄形成鲜明对比，创造出一种恍若隔世的梦幻场景。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画中的门没有把手，意味着只能从内部打开。耶稣并没有强行推门而入，而是耐心等待主人自愿迎接。荆棘蔓生门扉，暗示这扇门经年紧闭，就好比那些沉溺在自我封闭黑暗中的人——正如画家所称"顽固封闭的心灵"。在基督明灯的照耀下，这些细节清晰可见，象征祂迫切寻找迷失羔羊的心意。

基督的衣着也蕴含深意：晨曦中闪烁着金属光泽的君王斗篷，丝绸般光滑的长袍，以及那顶与荆棘缠绕的金冠，无不彰显着祂既是荣耀君王，又是受苦仆人的双重身份。这种集尊贵与谦卑于一身的奥秘，令人不禁像百夫长那样感叹："主啊，你到我舍下，我不敢当。"

一幅画，胜过千言万语。文学大师让我们体会百种人生，艺术大家则让我们看到主的万般荣耀。哈利路亚！